一本1999年的老存折，余额35900元，想取钱时却被银行告知“查无此账”。
近日，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这样一起“储户有折、银行无账”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，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，银行均败诉，被要求支付剩余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。
纸凭证遇到了新系统
判决书显示，河南省民权县储户李某于1999年5月10日在某银行民权支行处开设账户，账号8888，并开始在该账户存取现金。至2004年8月24日，李某从该账户中取款800元，账户余额显示为3.59万元。
此后，李某再次去网点办理支取业务，但银行未为李某办理现金支取业务，李某多次向某银行民权支行工作人员催要存款，工作人员胡某陆续向李某支付了1.8万元，剩余1.79万元一直没有支付。
20年后，李某将银行告上法院，请求判决银行返还存款1.79万元及利息损失，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于2026年2月3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（非小额诉讼）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
法庭上，某银行民权支行辩称，经过在该行系统内查找，没有找到该存款记录，存款凭证的保存时间是15年，这么长时间内，李某没有主张过该款项，这笔钱在当时也不是个小数，且该行系统上线已经经历过三次系统更新。该银行称，不排除李某存款后来通过挂失进行支取。
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认为，李某与某银行民权支行之间已经形成合法、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，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安全和利息的支付，案涉账户存在余额情况下，银行应当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存款，扣除工作人员胡某陆续向其支付的1.8万元款项，银行应当继续承担支付存款本金1.79万元的责任，并以1.79万元为基数，按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承担自2004年8月24日至存款本金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。而银行辩称的不排除原告存款后来通过挂失进行支取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，法院不予采信。
储蓄还是民间借贷？
不过，某银行民权支行对一审判决不服，随即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
二审庭审中，银行延续了此前的辩护思路，并认为一审判决“举证责任分配错误、适用法律错误”，是在“加重银行责任”。
某银行民权支行反复强调，其经多次系统核查，未查询到李某的案涉账户存款记录，无开户资料、交易流水等予以印证。李某长期未对案涉款项主张权利，结合金融业务惯例，不排除其已办理挂失支取、销户结清的可能。
该银行进一步解释称，金融机构凭证依法最低保管期限为15年，而案涉业务距今已超20年，银行客观上无法留存超期凭证，银行已尽到系统核查义务，无记录即应认定李某举证不能。
另外，某银行民权支行还试图将该案件定性为民间借贷，理由是：2004年以来，胡某共偿还李某1.8万元，但经银行核实，胡某从2003年到2009年在某信用社担任负责人，胡某在去某信用社之前跟该信用社没有任何交集，调离之后也没有再回原某信用社工作过，按照一般的逻辑，储户在知道存款无法支取以后，应该马上报警或者向信用社的上级或监管机构反映，而不是一直向银行的负责人索取款项，且该行为一直延续20多年。结合某银行民权支行无法在系统上查到该款的任何记录，该笔款项应该是被李某取走并出借给胡某，因此可以认定是胡某与李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。现因胡某去世，李某妄图通过诉讼继而将责任转移到某银行民权支行身上。
对此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，李某为证明其与某银行民权支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，提交了存折，该存折明确记载了账号、户名、存款及取款记录，并有信用社签章。该存折系储户与银行之间储蓄存款关系的有效债权凭证。在李某已提交该初步证据的情况下，举证责任应转移至某银行民权支行，若某银行民权支行主张该存折对应的款项已被支取或账户已销户，应提供相应的取款凭证、挂失记录或销户手续等反证。
法院认为，现某银行民权支行仅以“系统内查无记录”为由抗辩，但银行内部系统数据迁移、保存不完整等风险属于其经营及管理风险，不应由储户承担。某银行民权支行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向李某支付了该笔款项，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
另外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，某银行民权支行主张案涉款项系李某与案外人胡某之间的个人借贷，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。李某持有的是某银行民权支行出具的正式存折，其诉请依据的是储蓄合同关系，李某选择向某银行民权支行主张储蓄存款合同权利，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，其诉请应予支持。
为此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二审案件受理费248元，由银行负担。
至此，这场“储户有折、银行无账”的储蓄纠纷，终于画上了句号。
“系统查无记录”不是挡箭牌
“法院对本案的处理恰当合理。”北京市盈科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律师封华清对第一财经说，银行作为与个人储蓄及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金融机构，与储户之间处于实质性的不平等地位，因此我国法律对银行实行强监管，对其证据留存和业务流程规范提出极高要求。
“在普通民事纠纷中，诉讼时效通常为三年，逾期再行主张权利往往无法获得支持。但银行关涉社会金融秩序和每位公民的财产安全，是国家经济秩序的重要基石，故司法实践对银行课以更重的举证责任。即便存在细微瑕疵，银行亦可能承担重大不利后果。”封华清说。
封华清认为，就本案而言，银行以20多年前的凭证存疑为由抗辩，却未能提供完整的取款或挂失记录，无法自证资金流向，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。监管明确规定，银行销售理财产品须“双录”，如有违反，消费者可主张赔偿。
“这些都表明，社会与国家法律对银行的期待远高于普通主体，银行须对其自身经营管理中说不清、道不明的事项承担责任。唯有如此，方能彰显社会公平与法律正义，切实保护储户合法权益，维护金融体系的公信力。”他说。
不过，这起案件也给大家提了个醒，“很多人家里可能都压着几本老存折、老存单，时间久了，银行系统多轮升级之后，柜台人员很可能会查不到原始记录。虽然这个判决告诉大家，只要有凭证在手，银行就得认。但从风险防范角度来说，储户最好还是及时核对、尽早兑现，避免陷入类似纠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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